我翻出家里压箱底的1969年老黄历那天，纸页都发脆了，指尖一碰就掉渣。封面是大红烫金的‘工农兵’图案，现在看土得掉渣，但当时绝对是时髦玩意儿。黄历第一页印着‘农历己酉年’，我查了下，己酉对应属鸡，纳音是‘大驿土’命。老一辈说大驿土命的人就像路边的土坷垃，耐折腾，走到哪儿都能扎根，这说法放1969年特别应景——那年头谁不是攥着俩窝窝头就敢往边疆跑？
1969年的春节在2月17号，比现在晚了快一个月。黄历里‘正月初一’那栏用红笔圈了‘宜祭祀、祈福、嫁娶’，忌‘开市、动土’。我妈说她当年就是那年春节嫁的我爸，彩礼是两斤红糖、三尺布票，拜堂时还得对着毛主席像鞠躬。现在年轻人结婚看星座合盘，那会儿看黄历合八字，其实内核都一样，无非是求个心安。
翻到三月，黄历里‘惊蛰’那天标着‘宜播种、纳财’，忌‘出行、修造’。我爷当年就是惊蛰前一天偷偷去镇上买稻种，结果半路被民兵抓了，说他‘投机倒把’——现在听着像笑话，但1969年‘割资本主义尾巴’可是动真格的。黄历上的‘宜’‘忌’在特殊年代里，常常得给政策让路，就像土坯墙挡不住洪水，该冲还是冲。
五月初五端午节，黄历写着‘宜沐浴、除服’，忌‘破土、安葬’。那天我奶煮了艾草水让全家洗澡，说能驱邪。我当时嫌味大，偷偷把水倒了，结果转天就长了一身痱子，我奶骂我‘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’。现在想想，哪是黄历灵验？明明是艾草水真能杀菌止痒，老祖宗的智慧都藏在这些‘讲究’里。
八月十五中秋节，黄历标着‘宜赏月、会亲友’，忌‘理发、伐木’。那年头月饼凭票供应，我家五口人只分到两块，我爸把月饼切成五小块，每人一口。我咬下去的时候，糖馅流到嘴角，舍不得擦，就着月光舔了半天。现在月饼堆成山，却吃不出当年那股甜——不是味道变了，是心里的‘馋’劲没了。
十一月‘立冬’那天，黄历写着‘宜进补、封井’，忌‘开仓、造船’。我爷把家里仅有的半只老母鸡杀了，炖了锅鸡汤，我喝了三大碗，连鸡骨头都嚼碎了吸髓。现在吃鸡跟吃白菜似的，但再也没有那种‘盼了半年终于吃到’的满足感。黄历里的‘宜进补’，补的哪里是身体？明明是苦日子里的一点盼头。
1969年的黄历最后一页，印着‘全年百事皆宜’的扯淡话——那年头哪有什么‘百事皆宜’？我叔去参军，走的那天黄历标着‘忌出行’，结果他在部队立了三等功；我姑偷偷和知青谈恋爱，黄历标着‘忌嫁娶’，现在俩人都抱上重孙子了。你说黄历到底准不准？其实准不准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它像个记事本，把那些苦的、甜的、酸的日子，都一笔一划记下来了。
合上书页的时候，我突然想起我爷说过的话：‘黄历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’1969年的黄历里，有政策的影子，有饥饿的味道，有亲情的温度，唯独没有‘躺平’这个词——那年头的人，不管黄历写啥，都得咬着牙往前冲。现在的我们，手机里装着智能黄历，却常常对着屏幕发呆，不知道明天该干啥。是不是我们把‘选择’看得太重，反而忘了‘往前走’才是最该做的事？
对了，老黄历最后一页还夹着一张粮票，壹市斤的，边角都磨圆了。这玩意儿现在值不了几个钱，但在我眼里，比黄金还金贵——它是1969年最好的‘注脚’，比黄历上的任何一个字都真实。
